2024年5月19日是第34个“全国助残日”，主题是“科技助残，共享美好生活”。那么，城市应当如何运用科技手段，支持身心障碍者的工作和生活，甚至从中生发出更多创新成果，令所有人的福祉提升？背后的问题是，“无障碍城市”的建设能否贴合身心障碍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，真正为其去除一路上的阻碍。

　　2023年9月，《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（下称“无障碍法”）正式实施。此前，深圳2021年发布的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，是中国首个“无障碍城市”的地方立法。近期，深圳大学残障研究中心、公益慈善研究院周林刚教授团队正酝酿“无障碍城市指数”，准备采集相关大数据以及问卷数据，并申请相关信息公开，以便持续评价不同城市的无障碍服务和设施。

　　对此，近日在京举行的“中国无障碍指数编制专家论证会”上，来自不同方面的专家，提供了诸多建议。实际上，结合我们自身在城市中的见闻和感受，不难体会到，开展这项工作时面临的一系列难点，也正是“科技助残”需要突破的。

　　与30多年前相比，中国创建无障碍环境的工作，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。在这次论证会上，1960年出生的中国残联吕世明回忆，自己小时候上下坡，还得靠小板凳支撑挪动；到了1980年代末，“无障碍环境”的概念逐渐为人所重视，比如，建筑需要设置坡道和扶手，门的宽度也要便于轮椅进出，等等；其后40年间，包括《残疾人保障法》在内，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逐渐完善，而无障碍法的出台，进一步从法律上确认了残障人士应有的权利。

　　“无障碍法的最大价值，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自己生活。宗旨是八个字：生命尊严，生活自主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、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黎建飞强调。

　　这种权利落实在城市之中，体现为一连串细节。中国盲文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唐李真提出，公共场所及其设施，需要有基础信息提示的无障碍标准规范。比如，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，可以设在离门较近的位置；从大门到阅览室，有盲道以及声音引领。

　　在当下的媒介社会，“信息无障碍”显得更为重要。这恰是科技可着重发力支持的。2024年3月，在北京西城区民政局，一对视障新人全程无障碍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。二人通过摸读盲文的文件，可以齐声共同宣誓，而不再如以往同类情况那样需要第三人帮助宣读誓言。可以自主完成自己的仪式，这层支持的意义十分重要。

　　与此类似，不仅是身体障碍者，心智障碍者也需要能够融入城市、自主行动的一系列支持。但因为障碍的存在，这类需求往往难以被看见，需要更多社会层面的撬动。

　　另外，一些技术应用又给某些群体造成了新的障碍。比如，当下很多在线公共服务要经过人脸识别。而盲人失能失智老人等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群体，则需要其他的办法。但服务于这类群体的信息无障碍通道，目前付之阙如。

　　如何尽可能消除这些障碍，关乎未来每个人的生命状态。身心障碍者当下在城市中的需求，正与未来老龄社会所需的保障和支持一致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建军指出，少子化、高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，是未来客观上必须面对的状况。数据显示，中国的人口2022年净减少85万，2023年减少208万；而当下中国老龄人口已有三个亿，“十五五”期间将达四个亿，2050年前后会有五个亿。在这层意义上，无障碍法可视为城市更新建设以人为本的引领。

　　多年来，吕世明都会坐着轮椅，去各个城市调研，体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状况，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。他指出，无障碍法已明确提出“要积极构建无障碍环境标准体系，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认证和信息评测制度”，因此，城市的基础设施、信息以及社会服务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“无障碍”，应该有系统性的评测。如果说巨额处罚当下并不适宜，那么可以结合信用体系进行反馈。根本上，要让“无障碍”这部分的披露，带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。这事关所有利益相关方，是否感受良好和愿意为之投入。

　　吕世明也提到，在过往的技术条件下，缺乏可公开利用、经得起检验且系统完整的大数据。同时由于力量有限，如果只靠做抽样调查，难以撑起“城市无障碍指数”。最后便做成“城市无障碍政策指数”，即评估每个城市各自发了多少政策文件。当下，作为第三方政策研究者，制定一个经得起推敲的“无障碍城市指数”，可谓恰逢其时，但仍要一点点推进。

　　实际上，针对“无障碍城市”的倡导和实践，在法律政策、统计数据和真实体感之间，往往存在很大差距。

　　在此，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。在前述地方立法之外，深圳还制定和落实了不少具体措施。产业引领方面，作为具备创新基因的城市，深圳2017年被列为首批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地区。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，继2018年发布创建无障碍城市行动方案后，深圳2019年发布了无障碍城市总体规划，2024年则细化制定了无障碍城市专项规划。

　　但是，只通过财政投入和基建成果等方面的数据，恐怕难以衡量城市真正的“无障碍”程度。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，对身心障碍者而言，在城市中可去到的地方、能收获的人生经验，会受到城市中的短板限制。这些短板未必能被广泛知晓和有效覆盖，甚至还会被表面上的数据所掩盖。

　　这意味着，在“无障碍”方面，关键要看城市还没有做到什么，以及为什么没有做到。就拿记者在深圳的出行感受来说，由于马路上并未设置自行车道等原因，电动二轮车的骑行者常在人行道上行驶，其中不乏快递和外卖骑手。加上人行道往往宽度有限，就连健全人步行也常觉心惊胆战，用盲杖的人、拄拐杖的人以及轮椅使用者，更是难以下决心出行。这意味着，尽管公交汽电车专门设置了无障碍踏板，以及可刷盲人智能手机的售票设备，改造与采购所耗不菲，但要让残障人士能享受相应便利，因为路上环境复杂，仍然障碍重重。

　　与此类似的是，尽管城市修建了5000多公里盲道，但视障群体走在人行道上，也会因电动二轮车驶过身旁感到不安全，且盲道往往被其他物体占据，另有部分盲道画在相对偏僻的地方，无助于支持视障群体畅通穿行城市。以上种种，令城市“无障碍”的真实体感与一系列公开数据之间形成差距，也让“无障碍”相关投入的效用降低。

　　不只是深圳，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类状况。周林刚也提到，要编制这项无障碍城市指数，难点就是数据公开。比如，每个城市可取得的数据不同，即便是看起来同样的数据，其口径也不同；针对不同的残障类型，现实中又需要提供不同方面的支持，其效果难以通过统计数据衡量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部门的开放数据，以及更多社会层面的连接渠道，通过不同层面的大数据来梳理。只有以实际使用的过程进行反馈，才能推动相关产业围绕未来城市空间的无障碍设计进行，以最大程度使城市的无障碍实现落地操作。

　　或许，新组建的国家数据局，这方面可以有更多作为。“数据要素X”大赛正在举办，或许可以推动更多部门、更度的数据开放，让更多数据要素可以为研究者、实践者所用。

　　“无障碍城市”关系到所有人的未来。要推动城市进一步“无障碍”，在条例实施和产业发展之外，还需广泛纳入社会公众参与的维度。

　　上海的傅小米是一位二级肢体残疾人士，有行走能力，但外出需要电动轮椅支持。在不同情境下，他对科技支持的需求也不一样。比如，在居家环境中，需要考虑如何独自做饭、洗衣服和清洁身体；而在公共环境中，因室内场所无法精确导航，不知前方能否容许轮椅通过，他往往感到十分困扰。傅小米认为，需要明晰什么是“障碍”，才能对“无障碍”有深入的理解。

　　“在解决方法的逻辑层面，寻求软件硬件配套是可行的。开发者一定要深入了解残障人群的需求，多去田野调查，才能获得真实的资料。”傅小米主张，如果创业者选择残障主题，那一定需要残障群体深度参与，甚至是作为合伙人一起创业。

　　这让人联想到，服务听障人士的音书APP，创始人石城川就是一位从小在无声世界中摸索的听障人士。作为创新和创业的课题，这种对障碍的察觉和支持，也可以扩展到更多感知觉领域。

　　“无障碍”的关键在于对人的关怀。王建军指出，2000年之前所建的房子都不适合老人，适老化改造的投入会非常大。这意味着，需要转变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，考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，以往更多考虑对物的投入，现在要更多投资在人的服务上。

　　在城市层面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认为，城市能否推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是达成“无障碍”最为关键的因素。也就是说，无障碍城市的指数，需要考量一个城市是否让足够多的专业人士——既具备无障碍的理念，又懂得相应的办法和技术标准，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——来做包容性的社会建设、环境的改造和服务的支持。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。

　　“无障碍的理论和实践要与时俱进，包括硬件的无障碍和软件的无障碍。中国人常说的祝福，是‘祝平安’。平其实就是无障碍，无障碍才能确保安全。”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、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总结，无障碍的指数能体现社会文明的程度，这事关每个人能否更加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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